花花的植物学史

已知最早的被子植物（有花植物），距今有1.25亿年的历史。一些已灭绝的裸子植物，尤其是种子蕨类植物，被认作是被子植物的祖先，但尚无连续的化石证据准确地显示花的进化过程。

这种相对较为现代的花在化石记录中的突然出现，给进化理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，以至于被达尔文称作是“恼人之谜”。

不过，发现的古果等被子植物化石，以及裸子植物化石的进一步发现，为被子植物特征的形成过程带来了新的提示。

虽然能够作为直接证明花朵已存在了一亿三千万年的证据寥寥无几，但同时却也有旁证显示它们已有两亿五千万年的历史。在大羽羊齿类植物等古老的化石植物上，竟发现了齐墩果烷这种植物用来保护其花朵的化学物质。

一般认为，花的生殖的过程自始就与其他动物有关。花粉传播并不需要鲜艳的颜色和明显的形状，除非另有他用，否则这样只会是个累赘，平白地浪费了植物的养分。一种假说认为，花外观的突然形成是其在岛屿或岛链之类的孤立地域演化的结果。在那里，有花植物可以和某些特定动物（如蜜蜂）发展出共生关系，最终导致植物和其共生同伴间高度的特化。

至今，花的进化仍在继续。人类对当今的花造成的影响巨大，甚至使得不少花无法自然传粉。许多观赏花卉曾经不过是些杂草，在地面受干扰时才会发芽；还有些喜欢和农作物共生。此外，最漂亮的花往往因其美丽而免于人类拔采，从而逐渐形成了对人工选择的特殊适应。花朵，Flower ['flau?] ，inflorescence，指的是已经开放的花。主要指花瓣部分，鲜艳美丽；多用于儿童，象征美丽纯洁，充满希望。

中国是药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对药用植物的发现、使用和栽培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中国古代有关史料中曾有“伏羲尝百药”、“神农尝百草，一日而遇七十毒”等记载。虽都属于传说，但说明药用植物的发现和利用，是古代人类通过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逐渐积累经验和知识的结果。到春秋战国时，已有关于药用植物的文字记载。《诗经》和《山海经》中记录了50余种药用植物。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整理出来的《五十二病方》，是中国现存秦汉时代最古的医方,其中记载的植物类药有115种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，外国的药用植物如红花、安石榴、胡桃、大蒜等也相继传到中国。历代学者专门记载药物的书籍称为“本草”。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,记载药物365种，其中植物类药就有252种。此后,著名的本草书籍有梁代陶弘景的《本草经集注》、唐代苏敬等的《新修本草》、宋代唐慎微的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以及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等。其中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，收集宋代以前的各家本草加以整理总结，收载植物类药达1100余种，有不少现已佚失的本草资料赖此得以保存。到明代，《本草纲目》收载的植物类药已达1200多种。

随着医药学和农业的发展，药用植物逐渐成为栽培植物。北魏贾思勰著《齐民要术》中，已记述了地黄、红花、吴茱萸等20余种药用植物的栽培方法。隋代太医署下设“主药”、“药园师”等职务，专职掌管药用植物的栽培。据《隋书经籍志》记载，当时已有《种植药法》、《种神芝》等药用植物栽培专书。到明代，《本草纲目》中载有栽培方法的药用植物已发展到 180余种。1949年后，对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查研究、开发利用和引种栽培。在成分的测定、分离和提取以及药理实验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。在此基础上整理编写出版了《中国药用植物志》、《中药志》、《药材学》、《中药大辞典》、《全国中草药汇编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等多种药物专著，收载的药用植物达5000多种，已栽培的有200多种。

公元前1600年埃及的《纸本草》及其后印度的《寿命吠陀经》中，均有植物药的记载。公元1815年后，德国学者出版了以植物药为主的著作《生药学》。日本本草学家岩崎常正的《本草图谱》(1828)，搜集药用植物2000多种。20世纪50～80年代，美国、联邦德国、苏联、法国、日本等在药用植物的资源调查、引种栽培、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分析、组织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。